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重构

风云版主

    ■本期主持：向 荣（复旦大学汗青学系传授） 
    ■本期主题：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重构
主持人语
    近代早期即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是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贸易社会变化的紧张时期。人类汗青上很多庞大的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发蒙活动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以往对近代早期的研究，大多夸大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及引起变革的原动力，如个人主义、贸易化和资源主义等，而对社会转型的一种紧张面向即社会重构器重不敷。推动社会重构的因素有哪些？又是怎样发生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近代早期的法国汗青动手，旨在探究传统的熟人社会崩溃后，国家在推动当代性社会重构方面所发挥的紧张作用。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史上，19世纪是布克哈特的世纪，20世纪是汉斯·巴隆的世纪，两人都高度器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汗青意义。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的闭幕，当代性天下的开端。但是，两人的观点有所差别。布克哈特以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个人主义的鼓起，是“天下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代表人物是那些极重荣名的文人，如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与此同时，这种不受束缚的个人主义也给意大利带来了严峻的道德题目。巴隆以为，布克哈特忽视了佛罗伦萨久长的公社传统。1402年，在米兰公国的军事威胁之下，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与公社传统相联合，发展出“公民人文主义”，即主张积极到场政治，维护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当代意识形态。晚近学者詹姆斯·韩金斯以为“巴隆命题”是对布克哈特表明的增补，两者并不抵牾。在他看来，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当局的正当性缺失、罗马天主教遭遇危急的期间，以布鲁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号令献身精力、爱国主义和服务于公益，唤起了人们的公共责任感和社会知己。布克哈特看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种种病症，却没有看到它们的治疗过程。本文将跨出文化史和头脑史的范围，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探究个人主义鼓起后的社会重构题目。
一
    文艺复兴时期，即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源主义过渡时期，该过渡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就是欧洲都会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域，此中佛罗伦萨是欧洲银行业的中央，也是高档毛呢的生产中央。它从法国香槟集市购买粗毛呢，运回当地举行精加工，再卖到利凡特和欧洲市场。佛罗伦萨编年史家乔瓦尼·维拉里纪录，14世纪40年代佛罗伦萨约9万人，此中3万人从事毛纺生产。但是，受制于欧洲农本经济的大情况，意大利个人主义和资源主义并未得到长足发展。意大利都会的商品生产仍旧是小商品生产，意大利贩子从事的地中海商业重要是满意欧洲封建贵族的必要。意大利都会社会是面临面的熟人社会，家属、偕行和邻里束缚着个人。但是，到14、15世纪环境发生了变革。
    我们可先大抵相识中世纪佛罗伦萨的社团和团体。起首，家属。在佛罗伦萨早期汗青上，有大量来自四周墟落的中小贵族。他们聚族而居，在城内修筑塔楼，相互械斗，严峻干扰都会社会秩序。1293年佛罗伦萨颁布《公理法规》，克制有恶名的贵族家属成员担当当局官职，并要求他们缴纳包管遵法的押金，才将桀骜不驯的贵族礼服。但是，贵族并未退出汗青舞台，他们是“回尔夫派”的首脑和焦点成员，代表着佛罗伦萨已往的政治传统。其次，行会。行会是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以偕行业为底子，夺取自身权利。最早出现的是富有的或有职位的大行会，如呢绒制造商行会、货币兑换商（早期银行家）行会、法官和公证人行会。到13世纪，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此中7个大行会、14个小行会。在市民得到都会自治之后，行会仍发挥紧张作用。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格参政，当局官职按比例在大、小行会中分别。再次，邻里构造。佛罗伦萨有4个城区、16个行政区和为数更多的教会堂区。在市民反抗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最初的民兵以行会为单元组建，但由于行会成员大多居住分散，为了便于练习和敏捷投进战斗，于是改由以住民区为单元，这是佛罗伦萨行政区的肇始。公社建立后，行政区成为当局的下层构造。执政团和立法集会的推举从这里开始，税收也以行政区为单元同一征收。军事、政治和税收方面的精密接洽，使行政区成为好坏相干的邻里共同体。澳大利亚史学家F.W.肯特说：“属于都会某一特定地域赋予一个人身份，就犹如其职业赋予他身份一样。”堂区本来是宗教性子的，同一堂区的信徒出席团体宗教仪式，往世后葬在共同的坟场。在此底子上，13、14世纪还发展出以平信徒为主的兄弟会，重要从事教友之间的慈善和相助运动。
    14、15世纪欧洲天然灾难频仍发生，下层大众叛逆、封建战役绵延不停，史称“中世纪晚期的危急”。此中，1347—1351年发作的“黑死病”影响最大。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里纪录，在1348年的可怕之夏，佛罗伦萨失往了60%的生齿。“黑死病”不但导致大量生齿殒命，还使既有社会构造崩溃或紧张性降落，推动了佛罗伦萨个人主义的鼓起。
    起首，天灾人祸的影响。薄伽丘在《旬日谈》中写道，“黑死病”发作后，“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避你，街坊邻人，各不相顾，亲戚朋侪，断尽往来”。由于执法的官员和神父们都死了，使得“城里的法纪和圣规险些荡然无存”，“每个人简直都可以为所欲为”。这一时期的战役和其他人为劫难也有雷同影响。彼得拉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圣城罗马到一直宁静的威尼斯，从托斯卡纳、热那亚到迢遥的高卢和不列颠，整个天下都处在内斗或外战之中。那么，生逢浊世的人该怎么办？在作者看来，唯有加固自身的魂魄。他说：“不要不肯意独处，只要你与自我同在。假如失往自我，纵然与人同在，现实上你也会孤独的。”
    其次，大量移民涌进的打击。佛罗伦萨是一个移民都会，但是当都会就业时机靠近饱和时，旧移民对新移民接纳了排挤态度。1348年“黑死病”发作后，佛罗伦萨劳动力奇缺，但在小行会掩护主义的压力之下，佛罗伦萨当局仍颁布了克制郊区生齿进城务工的法令。但是，该法令只在封建权势强盛的近郊有肯定的结果，对边远山区的生齿毫无束缚力。美国史学家萨缪尔·K.科恩以为，1348至1379年佛罗伦萨生齿增长了40%，此中重要来自外来移民。大量移民涌进打击了旧有的熟人社会，山区生齿也将独立自主的精力带进到都会。
    移民的涌进，引起了旧移民尤其是回尔夫派的猛烈反应。1378年，他们以扫除残余的吉伯林派为由，“告诫”近百名市民不得担当市政官员，此中尽大多数是新移民。大行会中的新移民、小行会师傅和以梳毛工人为主体的雇佣工人一起，挫败了回尔夫派的计划，创建了布衣当局。但是，当梳毛工人再次走向陌头，要求保障就业、扩大在当局的代表名额时，遭到了布衣当局的弹压。1382年，精英阶级（以银行家、大贩子为主体）捉住布衣当局受到回尔夫派和雇佣工人双重夹击的时机，以“全体人民”之名发动政变，把握了政权。
    再次，资源主义鼓起带来的变革。“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的消耗布局，由于大量生齿殒命，劳动力代价上升，使得平凡人的消耗需求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封建主陷进“收进危急”，传统的精英消耗需求降落。佛罗伦萨的支柱型财产，即再出口毛纺产业受到严峻打击。1378年的“梳毛工人叛逆”，就是在这种配景下发生的。为了顺应新的经济情况，佛罗伦萨举行了经济布局调解：改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阿布鲁佐入口羊毛，生产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市场脱销的中档毛呢；鼎力大举发展丝织产业，迎合欧洲宫廷和上层精英的新时尚；引进并发展新产业，如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
    佛罗伦萨经济布局的调解陪同着资源主义生产关系的鼓起。新毛呢接纳外包制，即羊毛贩子将纺织工作分发到郊区农夫家庭往做，再将毛呢制品网络起来卖出往。以这种方式，他们避开了都会行会的限定，成为支配生产的贩子资源家。丝织业由于鼓起较晚，受行会束缚小，银行家和大贩子更轻易渗出。新兴产业大多是资源集约型行业，生产在大的手工工场举行，雇用了很多工人。
    资源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了佛罗伦萨个人主义的鼓起。为了便于个人投资，析产制在佛罗伦萨发展起来，产业不再由家属共同全部或受家属控制。1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出现了大量个人示威，要求排除与家属的连带责任。美国史学家马文·B.贝克尔说：“随着社团和团体连带责任的衰落，个人越来越必要为本身的举动负责——包罗正当的和非法的。”别的，资源主义将人带进到复杂的、布满竞争的经济天下，也导致人际关系疏离。佛罗伦萨羊毛贩子乔瓦尼·莫雷利在回想录中写道，“决不信赖任何人；办事光明磊落，只管与亲戚和朋侪保持接洽，而不要同生疏人胶葛到一起”，“尤其是——并将此牢记在心——决不为已经停业的人负担任何债务，不管他是你的亲戚或朋侪”。
二
    究竟上，在佛罗伦萨传统社会崩溃、个人主义鼓起的同时，国家权利推动的社会重构已经开始。
    1958年，意大利史学家费德里科·沙博发表论文《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吗？》，指出15、16世纪的意大利确实出现了国家，但不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等同于19、20世纪的当代国家，由于它们缺少当代国家的一些根本要素，如民族认同和界限。这种差别使得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时期国家的称谓杂乱，有人称“国土国家”，有人称“地区国家”，另有人称“领主国”。撇开上述概念之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差别于中世纪都会公社的新型国家却是不争的究竟。它们是在14、15世纪意大利吞并战役中形成的，统治范围远远超出了已往的都会和郊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们是最早借助任命的官员举行理性治理的政权，开当代性官僚制国家之先河。就本文而言，笔者重要关心佛罗伦萨国家在社会重构中的作用。
    1382年上台的精英当局，面对内部门裂、外部强邻环伺的严重形势。为了走出逆境，他们力倡“共鸣”，主张将“公共长处”置于社团和团体长处之上。为此，他们接纳了一系列紧张办法：
    起首，在扩大政治到场的同时，增强中心集权。精英当局取消了只有行会成员才有资格担当当局官员的规定，一方面减弱了行会的权势和影响；另一方面使有资格担当当局官员的人数大大增长。1382年被提名的候选人为5350人，1391年上升到6310人。家属配景也不再紧张。1428年，布鲁尼在《南尼·斯特罗齐葬礼演说》中说：“美德和耿介是本城对市民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具备这两种品格，就被以为天生拥有治理共和国的本领。”究竟上，布鲁尼本人只是一个新移民，但却恒久担当共和国国务秘书要职。他的前任科卢乔·萨卢塔蒂也是新移民。政治到场的扩大，有助于唤起佛罗伦萨人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但是，由于精英对大众的不信托，以及复杂的政治事件必要专业化治理，佛罗伦萨的现实权利越来越多地向少数人会合。因此，有学者将1382—1434年精英的统治称为“寡头统治”或“权贵专权”。他们重要通过控制推举、任命“特殊委员会”以及聘任专家举行治理这三种方式增强统治。
    其次，增强法制建立，公平施政，进步当局的公信力。15世纪初，布鲁尼在《佛罗伦萨都会颂》中宣称，在当局有用的管理下，佛罗伦萨秩序井然。“这里没有人遭受伤害；没有人被迫让渡本身的产业，除非他本人乐意”。这与14世纪人文主义者、编年史家笔下的佛罗伦萨迥然差别。那么，佛罗伦萨是怎样实现由乱而治的？笔者以为，与当局的三项政策有关：
    一是从办理经济纠纷进手，诉诸法律，重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托。1308年，佛罗伦萨建立贩子法庭，用于处置惩罚各种贸易纠纷，掩护投资人长处。14世纪中后期，基于家属和熟人关系的信托降落，资源主义经济生长，贩子法庭的紧张性上升。1394年佛罗伦萨将贩子法庭的权利写进宪法，使该法庭受到国家的支持和掩护。二是增强司法治理，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佛罗伦萨的司法制度复杂，精英当局在不改变旧体制的条件下举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包罗扩大国家刑事法庭即督政官法庭的管辖权，渐渐将行会和邻里共同体法庭处置惩罚的案件收回中心；对针对人和产业的犯罪提起公诉，14世纪晚期佛罗伦萨法庭受理的公诉案件初次凌驾自诉案件；充实执法队伍，贝克尔估计14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警员人数增长了一倍。当局的积极收效显着。莫雷利在15世纪初说，“佛罗伦萨人已往用剑办理争端，如今则用豆子”。（豆子，佛罗伦萨推举时用的选票）三是改革税收制度。佛罗伦萨当局的税收重要来自逼迫借贷，即摊派公债，通常由少数富人负担。对于富人来说，逼迫借贷与税无异，是对其财产的打劫。因此，他们总是使用亲戚朋侪关系，尽大概少交。但在其他社会阶级看来，富人可以通过公债利钱积聚财产，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聚敛。为了缓解税收抵牾，并满意战役时期当局不停扩大的开支，佛罗伦萨举行了税制改革，此中最闻名的是1427年推出的“产业申报税制”。新税仍属于逼迫借贷，但征收方法变革很大。它要求全部佛罗伦萨住民向当局提供细致的产业和债务清单，在此底子上确定各自应缴税额，税率为扣除债务和减免后剩余资产的0.5%。新税制不但办理了当局急迫必要的收进题目，而且由于相对公平，得到了社会各阶级广泛的承认。
    再次，推行原重商主义政策，将行业掩护变化为对整个国家经济长处的掩护。传统观点以为，重商主义是16、17西北欧早期民族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但贝克尔的研究表明，早在14世纪末，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原重商主义”。如前所述，“黑死病”发作之后，欧洲生齿锐减，经济冷落。为了争取有限的市场，欧洲都会和王朝国家纷纷接纳排外经济政策，意大利在外洋和欧洲大陆的长处受到重创。为了掩护佛罗伦萨自身的毛纺产业，当局于1393年颁布法令，对入口的精制毛呢课以重税。与此同时，当局还颁布了克制贵金属出口，克制佛罗伦萨人为外国船只运来的商品投保等法令。原重商主义政策还体现为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大规模地向外扩张。1406年和1421年，佛罗伦萨先后吞并比萨和里窝那，从而使这个本地国家有了可供支配的出海口。
    巴隆和随后的“剑桥学派”政治头脑史家如波考克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开启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期间，即大西洋共和主义。但韩金斯以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头脑是后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文主义者器重实际，不为抽象的政管理念所左右。以上分析表明，转型时期的佛罗伦萨面对人类汗青上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辅导迷津。但是，以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的佛罗伦萨人对人类聪明布满信心。通过提倡共鸣，改革税制，推行原重商主义等一系列步伐，佛罗伦萨乐成化解了因个人主义、长处多元化引发的社会危急，实现了个人和国家的双赢。只管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外族进侵和商路转移的双重打击下，佛罗伦萨不再引领欧洲，但是，佛罗伦萨治国理政的履历值得后人学习和鉴戒。
    （作者：向荣，系复旦大学汗青学系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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