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伯逊（汹涌消息 刘筝 绘）
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是剑桥大学政治头脑史荣休传授。罗伯逊长年执教于牛津、剑桥，开辟苏格兰与那不勒斯政治经济头脑传统研究，提倡比力研究“史学家的发蒙”与“哲学家的发蒙”，并提出“神圣”与“社会”的头脑范式。在发展“剑桥头脑史学派”“语境主义”方法的同时，他亲历了西方政治头脑学界庞大的理论与方法论变迁。在本访谈中，他梳理了政治头脑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汗青，回首了这个范畴的很多早期开辟者，以及二十世纪对之产生影响的诸多头脑渊源。基于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传统流变的
反思
，罗伯逊评估与预测了头脑史研究的近况、希望与远景。
固然如今越来越多的德国学者喜好用“英国方式”来重思德国政治哲学史，但这个“英国方式”在很早之前大概是反过来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此中比力突出的就是梅内克的秘密遗产。学者们永久都对这个题目抱有热情：我们毕竟应该怎样评价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对观念史的影响，以及莱因哈特·考泽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时间和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
梅内克
考泽莱克
约翰·罗伯逊：
这个题目我以为有一个笼统的和一个详细的答案。比年出现了许多研究德国二十世纪道德和政治头脑的作品，这是二十世纪头脑史中重要由剑桥头脑史项目造就的硕博士们奋力耕耘的范畴之一。我们看到梅内克引发的爱好大要上有所增长，固然大概德国语境下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施密特（Carl Schmitt）研究更有吸引力。但更为特殊的是，剑桥的一个“政治头脑史学史”研讨班把德国传统摆在了焦点，它是洪特（István Hont）计划的，梅内克在此中占据着显赫位置。拜洪特的思索所赐，现在许多人都在反思梅内克在英美政治头脑史中的作用。
《汗青主义》德文原版
《汗青主义》英译本
梅内克是典范的德国人，一战时他为德国的侵犯喝采，并与纳粹政权调和共处，但他却对伯林（Isaiah Berlin）、福布斯（Duncan Forbes）等人产生过意想不到的影响。很显着，这两位头脑家对待梅内克都黑白常严厉的：伯林主持了梅内克《汗青主义》（英文：
Historism
；德文：
Entstenhung des Historismus
）的英译工作，还亲身撰写了序言。你大概会以为伯林这么一个有着明白犹太身份的人不大概与梅内克产生共叫。但恰好相反，他对梅内克的认同乃至凌驾与他同期间的犹太头脑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我还发现伯林对维科的研究也极大地沾恩于梅内克。
1944年安齐奥登岸
至于福布斯，则有一个更为私家的缘故原由：他是那批真正到场过二战的学者中的一员，年轻时到场过不列颠部队在意大利的战争，包罗被称为“安齐奥登岸”（Anzio Landing）的那场恶战。兵役竣事时，福布斯还因“服从前沿阵地”得到一枚十字勋章，这阐明他肯定和仇人正面比武过。我以为这段履历干系庞大，由于他向与他年事相仿的德国士兵开过枪，究竟战役是一场年轻人的游戏。以是他的门生大概也是同样的年龄，他们坐在台下时，也和他隔着枪口下的仇人那样的间隔。对一个重新回到讲台上的兵士来说，那样一场战役的意义总是被低估的。而福布斯就如许从战场跨上讲台：他和德国人作战，但并不敢骄易德国头脑。他研究黑格尔，写了许多关于他的著作。他也受到了梅内克的猛烈影响，而且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研究休谟也是实验与梅内克对话，对之做出回应，由于后者对峙以为，休谟的人性概念黑白常扁平、单一的。以是说梅内克的影响才刚刚揭开面纱一角。这个过程不停没有得到器重，由于当英美政治头脑史家开始汗青地思索政治头脑，而且思索汗青怎样被运用在政治头脑中时，德国人早就已经如许做了。
福布斯著《休谟的哲学政治》
话虽云云，但也不得不认可接下来一代剑桥政治学人——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邓恩（John Dunn），另有处在两代人之间的波考克（John Pocock）——是不懂德语的。斯金纳近来才渐渐学会一些德文，但我们都知道他于此造诣有限。我本身也不怎么懂德语。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个很大的空缺。斯金纳、邓恩与波考克尽不大概受到梅内克的直接影响，他们之后的英国学者——差别于福布斯与伯林——是完全不关心德国学术研究的，直到近来才有年轻一代学者对此重拾爱好。
考泽莱克则另当别论。他的概念史——尤其是时间概念的研究——引发关注，是更晚近的事变了。他对以政治为思索对象的学者有肯定影响：现任剑桥汗青钦定讲座传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对考泽莱克有着深进思索，并得到不少开导，另有接替我担当政治头脑传授的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他开设了一个很风趣的考泽莱克工作坊。但我以为就政治头脑的汗青性思索而言，考泽莱克不会有太大影响。只管数位英美学者致力于流传他的“概念史”，这一研究对英语政治头脑学界的作用如今仍然非常有限。就我本身的爱好而言，更方向于研究头脑家之间的论争，论争之中所运用的语言，以及这类论争的对话情势怎样发展、演变。以我所见，比起只关注单一概念的概念史，这自己是更有活力的一种对政治头脑举行思索的方式。概念史从未盛行，但把视野放大、时间拉长的话，它也是这个头脑演变过程的一部门。
跟德国的史学语境比起来，法国战后的头脑史家与英国史学界交换更深进，也有更多方面可供比力。我以为大概是在早期剑桥学派发展其方法论的同一时期，福柯的头脑传统也正处于繁盛阶段。本日法国人大概本身都不怎么读福柯，但是他在其他国家学术界的一些范畴里仍旧保持活泼，好比芝加哥大学的罗曼语言文学与哲学系就有福柯式品评另有本质主义的运用，剑桥大学汗青系也有相干理论——我们对福柯的态度不可谓不严厉。另一位头脑家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您曾经和我提起，您在年轻时读过他的不少作品。因此一个比力宏观的题目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和剑桥的头脑家在何种水平上处置惩罚着一样的题目？他们留下的遗产可否在一种平行的叙述中加以比力？
约翰·罗伯逊：
我以为大概确实可以这么说，固然我不会过于笼统地往对阿尔都塞作什么概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布局主义者在英国新左派中心很盛行，很多人读他的书，这是他影响力的顶峰。我以为一种解读早期福柯的方法是把他当成与阿尔都塞差异不大的布局主义者。在我看来，对很多头脑史家而言，阿尔都塞具有解放意味之处在于，他对峙马克思所谓的上层修建的自治，也就是说一些观念并不能无条件地从属于阶层题目。我以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包罗夸大阶层意识和阶层举动的马克思主义都有大概黑白常还原主义的：观念每每被过于马虎地简化为意识形态，从而拦阻了就头脑自己研究头脑——也就是所谓的“上层头脑史”（higher 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发展。而阿尔都塞则让学者看到“上层修建并不一定为阶层服务”。
阿尔都塞与福柯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福柯回进阿尔都塞的头脑框架。固然，如许带有点讽刺意味，由于福柯不关心上层修建，他更喜好知识考古，探究隐蔽在表层之下的布局，将之作为头脑史的底子。但这也是布局，而且某种水平上离开了施动性主体，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是共通的。以是会出现不依靠于所谓“巨大头脑家”的“头脑布局”在发挥作用，存在很多可以往重构的头脑模式。
《词与物》1966年法文初版
《词与物》1970年英文初版，英译名为《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
早些年福柯的作品译介得很快，好比《词与物》（英文：
The Order of Things
；法文:
Les mots et les choses
），这是一部布满奇思妙想的良好作品，对近代早期的头脑、语言学和政治经济举行汗青构建和推想——乃至还包罗植物学。恰幸亏我研究科学史的时间，这本书解放了这个范畴。但福柯与剑桥的“汇流”——你用的“平行”一词好像更为正确——缘于二者都在构造细密的文本当中思索语言，而且专注于离开了作者施动主体的文本自身，以求将之与语言模式相接洽。福柯代表的是这种方法的一种版本，其他还包罗德里达和其他法国头脑家。假如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往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话，大概可将之与波考克的语言叙述相互印证。大概还可以说，斯金纳的思索也是朝向这一方向发展。这还可以再商讨，不外他有段时间简直是在向着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靠拢。
是的，他们1974-1979年一起在普林斯顿共事时便是云云。《汗青中的哲学》（）就是那次头脑交换的产物。
Philosophy in History
《汗青中的哲学》
约翰·罗伯逊：
对，他们两人，另有杰罗姆·施涅温德（Jerome B. Schneewind）一起编写了这本书，作为《语境中的观念》丛书的第一卷，此中“共同体的语言”“语言的共同体”大概说“通过语言创建的共同体”等主题代替了传统英国分析哲学家对原形题目的执着。
布蕾特著《国家的流变：早期当代天然法中天然与城邦限度》
详细来说，我知道在剑桥学派这边，除了波考克之外，支持这种做法最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是布蕾特（Annabel Brett）。她从前钦慕罗蒂学说，这种头脑方式在她身上体现得很猛烈。她对语言的关留意味着对法国传统也抱持开放态度，尤以福柯为重。如许一来，运用语言和文本以往作者本体中央化的做法，就可以将福柯与剑桥学派回进一体。过分以独立意义上的“智识主体”为中央会导致某些研究误区，如今我们要往中央化，但还不能完全扬弃它。与特定头脑家打交道，我很猜疑是不是真的能做到置主体于掉臂。
说完德国和法国，我们再转到欧洲南部。有没有一个独立可辨的意大利观念史传统，好比都灵、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罗马等地的研究？假如有，怎样形貌这一传统的近况最为适当？
约翰·罗伯逊：
我以为，很难说意大利出现过像德国和法国那般分量的学术参与。已往头脑史在意大利是被当成哲学史来研究的，如今很大水平上还是云云，代表人物是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及他个人版本的黑格尔传统。但是个别独具想象力和深度的学者跳出了意大利哲学史传统来研究头脑史，此中之一是恩里克·努佐（Enrico Nuzzo），研究维科和近代早期头脑的很多其他方面，好比国家理性和共和主义等主题他都有论及，而且做了具体阐发。
里库佩拉蒂的詹农研究著作：《詹农的世俗之城：游走在“欧洲意识危急”与激进发蒙活动之间》《詹农的民事与宗教体验》《意大利发蒙家：詹农文集》
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曾经师从温图利（Franco Venturi）的头脑史家也发展起来，固然他们对导师并不亦步亦趋。我起首想到的是乔治白·里库佩拉蒂（Giuseppe Ricuperati），他是最巨大的詹农研究者，无人能出其右；另有比他年轻一些的吉罗拉莫·安伯利亚（Girolamo Imbruglia），他和剑桥的接洽大概最为精密，常常来访。他和佩吉登（Anthony Pagden）也有密切来往，至少在他学术生活初期研究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时间是如许；另有埃杜阿尔多·托特罗诺（Edoardo Tortarolo），他的研究主题许多，不但故意大利，另有德国的头脑和史学。以是这个流派的人数不少，而且还在继承培养子弟，如西尔维娅·赛巴斯提雅妮（Silvia Sebastiani），她专攻十八世纪晚期苏格兰汗青与人类学头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门研究成了汗青学的一个次范畴，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头脑史”，但不可以或许再详细地称之为“政治头脑史”。假如要在意大利学术机构里探寻严酷意义上的政治头脑研究，我以为大概从属于政治学，美国某种水平上就是如许。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是结果丰富的佼佼者。
温图利在都灵书房
意大利大概没有能与梅内克或福柯相较的人物，但温图利发展出了他所说的“观念的政治史”（英文：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deas; 意大利文：la storia politica delle idee）——意即“举措中的观念”（idea in action），且鼎力大举提倡。很多意大利发蒙头脑家都可以套用这个概念，他们是改革家，盼望用本身的观念推动农业和贸易厘革。也由于同样的缘故原由，他们的作品不如休谟和斯密的反思性那么强，由此缩减了意大利发蒙活动的“政治头脑”的维度与范围。但正如我方才所说，这并未拦阻温图利的那些门生在今后的头脑史研究中走出本身的路。
如今我们把眼光从欧洲大陆转向英伦三岛——就比如瓦堡图书馆于1933年从汉堡迁至伦敦一样——您很认识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和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的作品，以及像他们一样常常光顾牛津或任教于此的瓦堡学人。因此我的第一个题目很简短：瓦堡学院的特色毕竟在那里？是所接纳的专业化研究方法，如处置惩罚观念的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和处置惩罚艺术史的图像符号学（iconography）方法，照旧研究爱好更倾向探究内嵌于文化中的观念和话语而非体系性论证，抑或在于研究者就文本所提题目的范例，以及所关注的头脑家的范围？除此之外，另有其他的吗？
接下来的一个题目是，瓦堡传人在美国自称文化史家，他们提倡史料泉源的多样性，好比文本和物品相联合。偶然他们的题目是很典范的社会史题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就是一例，近来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和彼得·斯特鲁克（Peter Struck）刚出了一套《观念的文化史》丛书。您怎样对待他们的研究？文化史对头脑史来说意味着什么？
末了，至少在广义上的头脑史学科内，我们可以或许观察到这种把观念的笔墨性、艺术性和物质性维度联合起来的做法正渐趋盛行，那么您以为在瓦堡传统内部或外部是否也存在某些比力显着的趋势？瓦堡学院这一代和下一代研究者的最新结果是什么？依您所见，剑桥学派又会对他们有怎样的回应呢？
约翰·罗伯逊：
起首要说，我不研究瓦堡学院的汗青，但我知道一些学者写过关于首创人阿比·瓦堡（Aby Warburg）的著述，研究他在瓦堡学院早期的学术旨趣，很有代价。我的感觉是，瓦堡学院最善于文艺复兴史，由于它原来就从古典学术研究、学术史研究发迹。这里的“古典”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和罗马作品，特殊是哲学作品。瓦堡学者查尔斯·施密特（Charles B. Schmitt）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劳绩颇丰，他也由此成为近代早期亚里士多德主义研究的奠定者。
耶茨的作品：《玫瑰十字会的发蒙活动》《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影象的艺术》
同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也是瓦堡的一个主题，耶茨专攻这个范畴。她是一位略显古怪的学者，布满奇思妙想，而且曾经是学术圈外人（她之前没有从事过正式的学术工作），使用瓦堡学院来做她的独立研究。她的学术旨趣和想象力赢得了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赞赏，后者先容她进进学术圈，并出书了她的作品。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跟我讲过耶茨的讨论班怎样出色，令他闻所未闻，还说牛津独特的政治传统与耶茨碰撞出了很故意思的火花。在我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是瓦堡的刚强。
有人说，由于某些制度、头脑方面的缘故原由，如今的瓦堡学院正在苦苦思索怎样保持自身特性，如许讲并无不当。但你说的也完全没错，确实有两个发展方向可以说与瓦堡的遗产有关。一个方向是“头脑史的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这是德国传统里原来就有的，美国人不停保持着这条学术脉络。但在英国现在鲜有人知，由于文化史在英国如今有差别寄义，它更多地指向社会史。
社会史也在向文化靠拢。
约翰·罗伯逊：
是的，社会史家如今也转向了物质文化研究。
好比都铎时期的衣橱和储物柜？
约翰·罗伯逊：
没错，另有比这更复杂的。理论上他们关注的是由物质、物品、象征符号等所表现的社会，但终究照旧在研究社会，而且倾向于态度中立。美国的研究传统则完满是另一番情形，他们有着光显的学术态度，而且他们研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如许的学者，与德国传统走得更近，这属于知识分子钟情的高雅文化——布克哈特、尼采和瓦格纳的精力天下。因此，美国的文化史研究更靠近头脑史，把两者联合起来也不敷为奇。你在哈佛也肯定有所领会。
鲁尔著《德国汗青想象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60-1930》
至于剑桥，德语系的马丁·鲁尔（Martin A. Ruehl）是遵照上述研究路径的个例。他担当了这一传统的学术练习，论文也是在美国完成的。剑桥出书社出书了他的专著《德国汗青想象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60-1930》（），你提到的那套宾夕法尼亚大学丛书就很大概收录这类作品。不外在剑桥，上述学派的代表已所存无几。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Germa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1860-1930
另一个方向是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学术史，这是莫米利亚诺到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这条脉络。格拉夫敦很早就往了普林斯顿，但他认可本身沾恩于瓦堡学院。不外我以为他可以说进一步拓宽了这个范畴。这一传统开导了当代学术史的大量研究，剑桥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央（CRASSH）的斯科特·门多布罗特（Scott Mendobrote）和西奥多·敦克尔格林（Theodor Dunkelgrün）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另有其他一些人也受到了影响，如研究圣经学术的蒂莫西·特文宁（Timothy Twining）和德米特里·列维京（Dmitri Levitin）。就我所知，这些人都不是瓦堡身世，但他们简直应当感谢格拉夫敦，后者也确实靠着本身的海量研究为拓展这一学科做出了杰出贡献。某种水平上讲，这是一种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演出套路，因而也存在毛病：格拉夫敦费尽苦心地要把史学研究倾销成意见意义读物，这着实是个大工程，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倾向于随口抛出段子，在我看来这会捐躯实质内容。
格拉夫敦关于斯卡利杰的研究
另有一个特点是：学者喜好模拟他们的研究对象——这里我要谈谈当代史学广泛存在的题目。史学家们把脚注弄得炸药味很浓，模拟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那样用布满恶意的脚注驳倒他的论敌和偕行。现在在学术史范畴这种极具寻衅的脚注风格好像又在回回，但至少这个传统还在产出非常良好的作品，此中有些是犹太教圣经学术史，好比敦克尔格林的研究，也有基督讲授术史，这部门研究许多都是在剑桥完成的。但我说的这些研究如今都与瓦堡拉开了间隔，肯定要说它们属于瓦堡学派也未尝不可，只是会失之于笼统。而瓦堡学院是伦敦真实存在的一个机构，某种意义上为它的图书馆所累——瓦堡不但要负担图书馆的用度，还要维系学者的研究，但却缺少门生缴付的学费支持，这简直很成题目。
不妨再来谈谈剑桥学派。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这些名字都是常常出现的，从前鲜有学者问津的福布斯近来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挂在嘴边。详细到波考克，对他这种游走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拉斯莱特、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这些差别的学术语境之间，再加以领悟贯通的风格，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呢？我想到了塞缪尔·詹姆斯（Samuel James）那篇讨论巴特菲尔德受到低估的学术遗产的文章。
约翰·罗伯逊：
詹姆斯的想法是为“剑桥头脑史”撰写汗青，这是个故意思的工作。效果他在波考克和斯金纳、邓恩的头脑形成之间做了一个区分——这在我看来是很公允的。
波考克著《政治、语言与时间：政治头脑与汗青论文集》
波考克的头脑中有巴特菲尔德和拉斯莱特的影子，通过拉斯莱特还能看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我个人的见解是，波考克作为史学家受巴特菲尔德影响的陈迹显着体现在他选取的研究对象上：古代宪法。但是在概念上，波考克很快就逾越了后者，在他照旧研究生的时间，就凭一己之力到达这种程度。他的博士论文——厥后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一书——在概念上非常成熟，远在巴特菲尔德之上。总的来说，我以为波考克和斯金纳在语言的处置惩罚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固然两人的体现很不一样——斯金纳是受教于奥斯汀的。而这种对语言的共同旨趣渐渐发展为思索政治头脑史的重要线索之一，也始终居于剑桥学派焦点位置。我以为布蕾特2001年的文章《何谓本日头脑史》对这一共同旨趣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我夸大这一点的缘故原由在于，当我们重构波考克的汗青时，简直会回回巴特菲尔德和拉斯莱特，但他如今的作品已经脱离了谁人出发点，年轻一代的学者也是如许。
波考克关于语言的极富探索性的作品使得他也开始注意到那些不属于欧洲传统的政治语言。邓恩对此亦有思索，他谈印度和非洲的今世政治实际，都是来自全然差别的语境。但波考克还对儒家语言有观察。剑桥约翰学院有位汉学家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汉语名：周绍明），主攻宋元社会经济史。有一次他对我说，波考克虽不醒目汉语，但是他对儒家头脑的见解较之很多专业汉学家却更有说服力，这个评价引起了我的爱好。固然，我也以为波考克那篇《仪式、语言和权利：论中国古代哲学的显着政治意义》（Ritual, Language, Power: An Essay on the Apparent Political Meaning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相称不错。前不久波考克的论争之作《语境的非环球性：剑桥学派的方法与政治头脑史》（On the unglobality of contexts: Cambridge methods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发表在《环球头脑史》杂志上。您对他所显现的这种语境和环球性的张力作何评价？
约翰·罗伯逊：
这个题目提得好。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看到有文章对波考克关于中国的头脑看法给予了雷同肯定。当时波考克能读到的都是中国哲学的译作，他从中悟出了许多，连研究中国头脑史的学者也感到印象深刻。我以为他近来频频参与环球头脑史的争论无疑都是走在政治头脑史前沿的。《环球头脑史》那篇文章现实上是在和邓恩互动。那一期邓恩写了一篇怀念洪特的文章，波考克对此做了回应。两位老师都年岁已高，波考克现已九十五岁（差别平常的是，他的头脑仍然活力不减）。
我以为这场互动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题目：邓恩在非洲待过一年，因此在这个范畴他有知识积淀。他以为政治头脑史是在与天下各地的对话之中得到发展的。毫无疑问，关于怎样与其他政治头脑传统举行对话，他有过深进思索，但很大水平上这种对话照旧限于英语。而我明白的波考克的观点则是，语言是复数的，各有各的布局，当它们发展成为传统时就会相互排挤，某种语言大概对其他语言有很强的开放性，但终究无法涵纳统统，因此差别语言不能简朴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指看环球头脑史像一碗汤羹那样高度融合，如许来处置惩罚差别政治头脑——好比说儒家头脑——是极其谬妄的，由于它们都有本身的特点。与此相反，我们要尽大概地往研究这些头脑自己，从中得到明白。波考克肯定是想说，我们必须广泛地翻译差别作品。这些头脑传统在我们所知的大部门汗青——至少二十世纪之前的汗青当中都只能通过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来相互相识。而如今英语越发充当起国际语言的脚色，这是和拉丁语很差别的一种脚色，以是今世的研究大概有别的大概性。但从汗青角度而言则必须要恭敬差别传统、认可翻译的须要。这也就是布蕾特所谓的回回“翻译自己”。我们应该认真同时又布满想象地往对待翻译，不要只把它当成一种本领。究竟“翻译”就像它的拉丁词源“interpretatio”一样，意味着表明。我以为这些都是从波考克的态度中天然引申出来的观点，在我看来比邓恩更为公道，邓恩的观点仅仅基于他本人到场的那些环球对话，个人化色彩太重。
施卢蒂·迦毗罗主编的《举措中的政治头脑：薄伽梵谭与当代印度》
另有一个和史学不那么相干的缘故原由：我以为假如要从事头脑传统的写作和翻译，那么就必须相识宗教传统，岂论是中国传统照旧施卢蒂·迦毗罗（Shruti Kapila）研究的印度传统都是云云。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始终应该记着，西方传统对政治题目的思索黑白常基督教式的。
另有一个同样紧张的讨论，也很故意思：从剑桥学派的驻足点出发预测政治头脑的将来。我们已经聊过头脑史家的研究主题怎样从古典的“人文主义到霍布斯”时期过渡到贸易期间，这要回功于洪特（他指出霍布斯没能了解到贸易对国家界限的重绘。通过把交际范围从国家内部扩展到环球，贸易设定了公民政治的边界）和他的同事与门生：迈克尔·索恩舍尔（Michael Sonenscher）、华特莫尔（Richard Whatmore）和艾萨克·纳西莫夫斯基（Isaac Nakhimovsky）。随后又从国家扩展到“国家间的状态”（states between states），会合表现在一门论文课的标题：《国家间的状态：从罗马帝国到十九世纪早期的国际政治头脑》，由马格纳斯·瑞安（Magnus Ryan）、布蕾特和克里斯朵夫·梅克思特罗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其他学者轮番主讲，您本身也曾到场此中。从时间上说，布蕾特和瑞安的研究涵盖了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之间的诸多主题，梅克思特罗斯则深耕十九世纪；而从主题上说，近来频频学术集会都在讨论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政治头脑，以及法律、政治和经济头脑的交织。尤为紧张的是，剑桥学派经过邓肯·贝尔（Duncan Bell）、邓肯·凯利（Duncan Kelly）、乔尔·艾萨克（Joel Isaac）、卡特里娜·福雷斯捷（Katrina Forester）和其他一众学者的研究，伸向了二十世纪。我记得您之前反复夸大研究大学和学术在近代政治头脑发展中的作用是很紧张的。以是能否请您谈谈，随着这种研究范围、主题和方法论的不停扩张，您以为剑桥学派将往往何方？
约翰·罗伯逊：
这很难答复，但起引领作用的将会是那些认同剑桥学派理念以及大要上受到剑桥学派影响的人。由于发展方向极为多元，我无法逐一概述，但我会尽大概从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内容中理出头绪。
洪特著《贸易社会中的政治：让-雅克·卢梭和亚当·斯密》
起首，洪特的遗产是一个复杂的题目。他的头脑独具原创性，迸发着与众差别的气力。这位大家级人物的观点既确定无疑又并不流于僵化，要想把他的研究继承做下往尽非易事。他生前写的末了一本书《贸易社会中的政治：让-雅克·卢梭和亚当·斯密》现实上是牛津卡莱尔讲座的文稿。这本书正是洪特那种令人“或通盘担当，或视而不见”态度的最佳写照。若非已经对他的头脑有所相识和认同，这本书是很难阅读的，乃至大概令人生厌。不按他的那种方式往思索就不大概和他对话。因此，出书这本书既有利益也有伤害。
风趣的是，洪特简直鼓励过他的几个门生拓宽研究范畴。包罗华特莫尔、纳西莫夫斯基，他们都转向了十九世纪，而洪特对这一时段的态度是极其抵牾的。某种水平上说，十九世纪被他一笔带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洪特脱离了匈牙利，在此之前形塑他头脑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天下，洪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相识是回溯式的。究竟上像他如许的学者都出生在匈牙利但却担当俄罗斯教诲。洪特不停想探明马克思主义的头脑泉源，以是他的研究都是要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底子的十八世纪天然法传统中往。在我看来，我们面对的使命之一就是厘清洪特留下的这一笔复杂遗产。
索恩舍尔著《大大水之前：公债、不同等与法国大革命的头脑劈头》
华特莫尔著《共和主义与法国大革命：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头脑史》
纳西莫夫斯基著《闭塞的商贸之国：从卢梭到费希特的永世宁静与商贸社会论》
差别学者有差别进路。索恩舍尔、华特莫尔和纳西莫夫斯基都是头脑非常独立的学者，各自以独特的方式，为洪特续写了十九世纪的章节。梅克思特罗斯做的事变差未几，但出发点很不一样——他尽不属于所谓“刚强的洪特党”。他的研究以德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表明为底子，历经黑格尔和他之后的哲学家，对十九世纪的这些线索都有触及，而贸易是此中很紧张的一环。詹姆斯·斯塔福德（James Stafford）做过国际语境中的爱尔兰研究，他也算洪特的门生，洪特罹病之前引导过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斯塔福德如今正在研究十八、十九世纪的商业条约。
恰好是商业条约这个关键点，引起了大多数学者对商业史的爱好。对许多人来说，商业史与邦际史（history of the interstate）有重叠之处，但始终同后者保持着差别。邦际史是别的一条线，推动这方面研究的也是布蕾特。梅根·唐纳森（Megan Donaldson）研究的国际法学史是个独立发展的范畴，和洪特关系不大，而是在与马尔蒂·寇斯科尼弥（Martti Koskenniemi，原为芬兰状师，后成为汗青和法律学者）如许人物的交换中形成的。而且在国际法汗青中，法律研究才最有汗青感。以是这是一个跨学科交换的好时机。这个范畴处于发展当中，但毕竟可以或许走多远，以及状师们有多大意愿从事汗青研究，另有待进一步观察。不外即便终极发现两边完全不能相容，这种学科交换照旧很故意义。而且国际法汗青还可以和商业史相交织，就像前面说到的商业条约研究那样，两者有同样的观察范围。总的来说，商业史和邦际状态史（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between states）作为一个范畴正在大步向前发展。本年剑桥就招了一位国际政治头脑史家：专攻二十世纪的年轻学者米拉·斯戈尔伯格（Mira Siegelberg）。这阐明剑桥确实故意发展这个范畴。
你所说的学术语境下的政治头脑史是更为独立的范畴。已往十五年，波考克不停号令剑桥往这个方向走。诚然，我们确实必要云云，也应该熟悉到头脑史在十九世纪以后就有了如许一个全新框架：大学里的研究。大学成了一个权势巨子：哪些研究是好的，哪些还差点火候，全由大学说了算。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但已有两个很值得留意的方向，前面的发言中也曾涉及：科学史和学术史。
艾萨克著《操纵知识：从帕森斯到库恩的人文科学塑造》
艾萨克在科学史范畴贡献卓著，他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点从他的博士论文就可看出——研究二十世纪哈佛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固然，如今他正在研究芝加哥学派和社会头脑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的发展，深进那群研究亚当·斯密、约瑟夫·熊彼特和选择理论的人所构成的圈子之中。而这也是他脱离剑桥前去芝加哥的部门缘故原由。以是，艾萨克对学术语境是有知觉的。而你提到的福雷斯特研究战后政治哲学家，另有肯齐·博克（Kenzie Bok）研究约翰·罗尔斯的从前履历和基督教信奉，以及这些履历怎样与他的自由主义理念相顺应。值得一提的是，福雷斯特和博克作为青年女性学者，却能通过观察档案和学者访谈等方式，深进罗尔斯等男性学者运动的交际圈。这些学者经常在周末举行非正式集会，有很多紧张演讲就是在那种场所下诞生的。奥斯汀的周六晨会也是如许，出席的都是牛津男性学者。以是这种学术史研究有时间还得对非正式的学术圈有所相识。
另有其他一些人，好比研究南亚的迦毗罗和研究阿尔及利亚周边地域政治头脑的艾玛·麦金侬（Emma Mackinnon）。在印度和非洲殖民地头脑及其多样化的情势中，政治头脑史可以找到许多进步方向。我想我们都承认的一点是，剑桥所关注的政治头脑黑白常宽泛的，不是像“比力政管理论”那样，假定其他文明探究的也是狭义上的西方学界所谓“政管理论”，而是“政治头脑”，如许就可以或许更好地处置惩罚其他民族怎样发展自身政治体系的题目，好比印度和中国。我们假如要翻译转化差别传统，就必要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范畴。同时，这也是一种注意概念和文本的方法，至少有些人会以为，研究政治头脑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研究哲学。
这也是我末了想讨论的：文本的职位，观念的自主性，以及关注那些布满哲学意涵的论争的紧张性。我至今影象犹新的是克莱尔学院举行的一场政治头脑学术集会上，克拉克传授发表竣事演讲时发起说：“为何不把集会标题中的‘政治头脑’部门往掉，只留下‘时间与汗青’？”其时您的答复非常断交：“不，‘政治头脑’要保存，由于文本是观念流传的紧张前言，我们的使命就是阅读文本。”那么，可否请您就此再深进谈谈？
约翰·罗伯逊：
我感觉我说那句话时大概有点反应过激。近来我在系里又与人争论起政治头脑史的题目，但效果倒也不错：我们分到了两个招新传授的名额，本年都用掉了。克拉克在许多方面都不肯把本身称为头脑史家，但他也处置惩罚观念。他的新书《时间和权利》内里有相称大一部门与文本和观念有关，以及德国统治者怎样与这些文本和观念互动。
克拉克著《时间和权利：德国政治从三十年战役到第三帝国期间的汗青视野》
大概我本不必要接纳这么强的辩护姿态，但我照旧要说，政治头脑史是研究人们思索和叙述政治的方式的学问，因此必须要器重那些孜孜以求对政治作出连贯表达的作者。这里的政治是广义上的，不但单范围于国家，还应该包罗社会和人们的生存方式。头脑家泯灭心力写就著作，而他们以为这只是本身所应为之事，对此我们必须珍视。这些头脑家在非常费力的情况中工作，史学家的研究也只是给予他们应得的恭敬。这大概是须生常谈，但应该记着：他们的生存中没有阿司匹林，没有牙医，没有电灯，也没有中心供热。即便未曾大病缠身，却也大概小病不停，我们本日很快就能消灭的头疼，大概对他们就是恒久困扰。以是，纵然在康健状态下，他们的工作条件也费力得多。但他们照旧尽己所能地，完备、明了、精彩地表达观点，成为在本身所处语境容许下最好的头脑家。假如我们无法设身处地模仿他们的思辨过程，则必要通过严谨的方法重新建构，加以还原。
作为史学家，我们简直要恭敬而且努力往明白他们要说的毕竟是什么，同时要铭刻，我们笔下的一些人——在我这里的范例是休谟、维科和詹农——每每是比我们更有气力的头脑大师。我不能冒充本身明确他们在说什么，而是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之时，时时刻刻都努力追赶他们的头脑高度。研究者应该时常自问：这一点我明白了吗？作者的思绪朝向何方？
我个人很尊重这种窘境中的脑力劳动，由于他们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让我们受益无穷。有的史学家研究人类所制造的劫难，这是不可忽视也不能忘却的，而政治头脑史总体研究的对象，则是值得后人称赞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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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3 03:2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