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言和口语-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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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言和口语的区别，不在于是离开口语照旧靠近口语，而在于文言利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口语利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当代汉语的书面语是口语，但文言在本日仍旧必要，口语还必要发展和进步。
　　关 键 词：文言；口语；上古汉语；近代汉语；口语；书面语
　　作者简介：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口语？这是讨论了好久的题目。吕叔湘老师写过文章《文言和口语》，张中行老师写过书《文言和口语》。但是有些题目照旧不太清晰，以是要写这篇《也谈文言和口语》。
　　一、什么是口语
　　20世纪初的新文化活动反对文言文，提倡口语文，“口语文”与“文言文”相对而言，其涵义是很明白的。但在汗青上什么是“口语”？这就有差别的见解。有人说《尚书》《诗经》《论语》都是口语，如许说对不对？
　　这要从“口语”的界定提及。胡适以为“口语”有三个意思。胡适《口语文学史·自序》：“我把‘口语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罗旧文学中那些明确清晰近于语言的作品。我从前曾经说过，‘口语’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明净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确的‘白’，就是明确晓畅的话。以这三个尺度，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很多口语，古乐府歌辞大部门是口语的，佛书译本的笔墨也是其时的口语或很近于口语，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尽句——也有许多的口语作品。”（1928：13）
　　这三个意思，重要是第一条，即“说得出，听得懂”。也就是厥后人们常说的，是反映口语的作品。“说得出”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话的记载，而且记载时不加粉饰，以是明确晓畅，都能听得懂。如许的语言就是口语。这是“口语”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界定，就有人以为《尚书》是口语。
　　裘廷梁《论口语为维新之本》：“笔墨之始，口语而已。”上古帝王的“文告皆口语，而后人以为诘屈难明者，年代绵邈，笔墨稳定而言语变也”（转引自徐时仪，2015：15）。
　　钱玄同《实验集序》：“周秦从前的文章，多数是用口语；像那《盘庚》《大诰》，后代读了，固然以为佶屈聱牙，非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着实是其时的口语告示。”（1999a：88-89）
　　确实，《尚书》中许多文告，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如《盘庚》，是盘庚迁都时动员百姓的发言，假如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语，老百姓都听不懂，那还能起什么作用？
　　有人以为《国风》是口语。
　　胡适的《口语文学史》是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讲起的。但他在1922年三月廿四日制定的《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有一条：“二千五百年前的口语文学——国风”。之以是在《口语文学史》没有讲《诗经》，“是由于我客岁从外国返来，手头没有册本，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1928：14）。
　　确实，《国风》是其时的民歌，记载的是其时的口语。
　　也有人以为《论语》是口语。徐时仪《汉语口语史》：“《论语》和《世说新语》等，也不妨作为汉语史上的早期口语”，“《论语》……纪录了其时的口语”。但书中又说：“先秦……出现了一大批雅言写的文献著作，如《左传》《论语》……雅言……也就是文言。”（2015：19、65、7）
　　确实，《论语》反映的是口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门生时人，及门生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其时各门生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中许多条目都是孔子对门生说的话的记载，固然是反映口语的。
　　假如《论语》是口语，那么，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呢？《墨子》《老子》《孟子》等大概“粉饰”的身分要多一点，由于要宣传本身的主张，要驳倒其他学派，总要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但总的看来，其语言和《论语》差异不大。那么是否也应该说是口语呢？
　　假如《尚书》《国风》以及《论语》等先秦著作都是口语，到厥后（约莫是东汉）书面语离开了口语而形成文言，然后从敦煌变文开始又用口语，那么，汉语书面语自古以来发展的汗青就是“口语—文言—口语”。如许的见解自有其原理，但和通常的见解间隔太远。
　　在新文化活动前后，一些口语文的提倡者如裘廷梁、胡适、钱玄划一，主张《尚书》《国风》是口语，是为了阐明最初是言文同等的；口语文不是鄙俗浮浅之文，在汗青上，诸如《诗》《书》如许的经典都是口语文，“当以口语为文学正宗”（陈独秀，1917/1922：90）。这是其时反对文言文提倡口语文的必要。到了本日，我们不必再如许为口语文争职位。
　　至于说反映口语的就是口语文，如许一种判断尺度固然也有肯定的来由，但它忽略了一点：同样是口语，殷周时的口语跟唐宋以来口语有很大的差别，反映这两种口语的书面语也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并不必要学者来论证鉴别，本日任何一个稍有阅读本领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到。假如由于《尚书》《国风》《论语》和《西游记》《红楼梦》都反映其时的口语，而把它们都称为“口语”，肯定会使人大为惊奇：为什么“口语”作品的面目如许差别！
　　胡适把“说得出，听得懂”作为口语的尺度，吕叔湘《文言和口语》（1944）也很器重“听得懂和听不懂”，以为“口语是当代人可以用听觉往相识的，较早的口语大概必要一点特别的学习；文言是当代人必须用视觉往相识的”。但他们划出来的文言和口语的界限很不一样。好比，胡适说《国风》是口语，吕叔湘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岂非我们还能说这不是文言？”题目在于：“听得懂”是谁听得懂？胡适没有明说，但他指的是在《史记》《汉书》期间以致《国风》期间，其时的人能听得懂就是口语。而吕叔湘明白地说，是当代人听得懂才是口语。现实上，他们两位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以是划出来的文言和口语界限也不一样。
　　“其时人听得懂”和“当代人听得懂”这两个尺度都不大轻易把握。“其时人听得懂”，我们固然无法让其时人站出来听话，只能通过各种办法来推论（好比《盘庚》是对其时百姓的告示，其时的百姓肯定能听得懂）。“当代人听得懂”，第一是“当代人”的知识程度和文化修养有很大差距，有些作品，有人能听懂，有人听不懂，毕竟以什么人为准？大概是以如今的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为准吧。第二是“口语”的范围不但仅是当代的作品，照吕叔湘的说法，也包罗“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些“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有的和当代口语文差距还相称大，如今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未必能听懂；那么，这些还算不算口语文？
　　吕叔湘曾选了12段文章，请他的朋侪来判定：哪些是文言，哪些是口语。这些朋侪的意见比力同等，以为（7）-（12）中，（7）唐张《朝野佥载》是文白混合，（1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是文言，别的（8）宋《景德传灯录》，（9）宋秦观《满园花》词，（11）宋《燕云奉使录》，（12）明刘仲璟《遇恩录》是口语。吕叔湘以为如许的判定“反映一样平常民气目中的文言和口语的区别”。但吕叔湘也说：“和当代的口语合分歧？那么连近来的（12）也有相称差别。”吕叔湘的朋侪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假如请一位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好比大学低年级门生）来，把这12段文章念给他听，大概这背面6段也未必听得懂；让他本身看，大概也是一脸的茫然。可见，以“当代人听得懂”为尺度来确定口语文也另有题目。
　　吕叔湘的结论是：“口语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若要问“为什么”，就不能以“当代人听得懂”来答复，而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
　　这要从汉语的汗青发展提及。起首要回过来说文言文。
　　二、什么是文言
　　什么是文言文？这个题目，也有差别的说法。
　　张中行说：“文言和口语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尺度，离开口语而写成的笔墨。口语是参照其时口语而写成的笔墨。”他还说：“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1995：187、16）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1985）也有过雷同的说法：“秦从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间隔估计不会太大，但汉魏以后渐渐形成一种相称固定的书面语，即厥后所说的文言。”如许界说文言，是把“离开口语”作为文言的重要尺度。按这种尺度，就只有汉魏以后才有文言。那就把《论语》《史记》等靠近口语的清除在文言之外了。
　　但吕叔湘（1944）说：“口语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别的都是文言……文言是当代人必须用视觉往相识的。”这里所说的“文言”不限于汉魏以后，其判定尺度是文言的面目差别于本日的语言。
　　实在，张中行上述见解，是“概括地说”，在他的书中已经说到，“以离开其时口语为尺度”有许多困难。“文言，早期的，大概离口语很近，或相称近”。他举了《尚书·汤誓》和《论语·为政》中的两段笔墨，说：“假如我们以‘离开其时的口语’为文言的界说，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是口语。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见解——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效果就是，我们不能不认可，有的文言并不离开其时的口语。”（1995：3、9-10）
　　他以为文言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1995：102）。在定形从前也算文言，在定形以后路子稳定。在6.1.1，6.1.2，6.1.3三个末节中，他分别报告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定形从前这类商周的笔墨是定形从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1995：104）。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文献资料许多……用如今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1995：106-107）。
　　“汉魏以后直到清末。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但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体系”（1995：107）。
　　可见，他说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尺度，离开口语而写成的笔墨”并不是对文言的完全的概括，而只实用于定形以后的文言。
　　既然“离开口语”不能作为判定文言的尺度，那么，什么是判定文言的尺度呢？
　　吕叔湘（1944）提出的题目是：“一样平常人分别文言和口语用的是什么尺度？”文章说：“毕竟文言是什么，口语是什么呢？各人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轻易下明白的界说。”作者举出12段笔墨，让朋侪们判定哪些是文言，哪些是口语，答复相称同等，作者说，这“恰恰反映一样平常民气目中的文言和口语的区别”。我以为，要答复“什么是文言”的题目，应当接纳“一样平常人”“心知其意”的这个尺度，也不妨找一些人对一些作品做一个观察，来确定什么是文言。假如做一个观察，问各人：从《诗经》《论语》《史记》以及唐宋八各人、明清桐城派、直到《聊斋志异》，这些是不是文言？各人肯定会不谋而合地说：这些都是文言。如今中小学都读一些《论语》的选段，假如老师对门生说：“《论语》不是文言。”门生肯定感到很希奇。假如老师对门生说：“《论语》是口语。”门生会感到更希奇。只管说“《论语》不是文言”“《论语》是口语”都有肯定的根据，但这和各人心目中的尺度差得太远。
　　那么，各人心目中的文言和口语的区别在那里？实在并不在于是根据口语照旧离开口语。张中行说，文言和口语的区别，“最紧张的固然是词汇语法体系，文言有本身的一套，口语尚有本身的一套，此中相称多的部门，两者不能通用”（1995：199）。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三、判定文言的尺度
　　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在汗青上有很大的变革。如今能看到的语言资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辞，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很难说是全面反映了其时的语言面目。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是《尚书》《诗经》《周易》，大抵能反映其时的语言面目，但《尚书》中文告较多，《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书，都是比力特别的语体，是否能全面反映其时词汇语法体系也还难说。从总体看，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的词汇和语法跟年龄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差别。差别的缘故原由是由于期间的差别，照旧由于殷代的语言和周代的语言是两种差别的语言（或方言），这个题目另有待于深进讨论，在这篇短文中不谈。至于那些年龄战国期间的作品，根本上是反映其时口语的，反映的水平有所差别，如吕叔湘所说，大概有的是“超语体”，但那也是在口语底子上加以修饰，是语体的差别，而不是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差别。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差别也是有的，假如比力《论语》和《韩非子》，可以找出因期间差别而产生差别的不止一两处，但这些差别不至于造成整个词汇语法体系的差别。
　　在西汉，语言又有发展。《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叙述先秦的汗青时不大概不参照先秦的史料，以是在《史记》中会有一些和《左传》《战国策》以致《尚书》很相像的语句。但是，《史记》对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写，如《尚书·尧典》：“（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五帝本纪》作：“（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阐明西汉的语言和西周的语言已经有所差别。《史记》中另有不少是写汉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态和口吻都如实写出来了，如《高祖本纪》：“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肯定是用的口语。但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整个词汇语法体系和先秦的《论语》《左传》等相比没有大变，以是，当前的汉语史研究一样平常把先秦和西汉放在一起，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大阶段“上古汉语”。上面所说的《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都是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
　　到了东汉，语言进一步发展，词汇语法体系和先秦、西汉有较大差别，研究汉语史的把东汉看作另一个大阶段的开始：从东汉到隋唐，是“中古汉语”。但是，从东汉开始，书面语和口语渐渐拉开间隔，只管口语已经向前发展了，但书面语却仍旧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目，也就是说，仍旧接纳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其典范的代表是《汉书》。梅思（2013）把《史记》和《汉书》的语言做了比力：“《史记》大要上更加细致明白，因此字句偶显冗余，这可以视为一样平常被看作口语语言的典范特性……《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出发点，它自发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献’的风格，这种风格特殊受到赞誉；而《史记》则体现得贴近它谁人期间的口语。”《汉书》以后的“正史”，只管语言风格不完全一样，书中的一些片断反映其时口语的水平也有差别，但总的说来，都是“以秦汉书面语为尺度，离开口语而写成的笔墨”。不但仅是史书，从东汉直到五四新文化活动从前，人们利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言都是如许的笔墨，固然这些笔墨都是文言文。
　　以是，文言文包罗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离开口语的，继承接纳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异；但在词汇语法体系上，两类同等。本日各人把这两类文献利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正是着眼于它们在词汇语法体系上的同等性。而它们和其时口语的关系怎样，重要是研究语言的人关心的题目，一样平常人是不轻易判定的，以是，不必也不能以此为判定文言文的尺度。
　　四、判定口语的尺度
　　那么，什么是判定口语文的尺度呢？我以为照旧以词汇语法体系为尺度。
　　不外，这里遇到一个题目。正如张中行所说：“文言有相称严酷的词汇句法体系”，而“口语比文言个性强，差别时期总有差别的面貌”（1995：14、160）。形成这种差别的缘故原由很清晰：文言（特殊是子女仿古的文言）都是模拟一个样板，以是其词汇句法大抵雷同（固然也有变革，只是变革不大）。口语是根据其时的口语来写，而口语随期间变革，差别期间的口语语言面目就会差别。吕叔湘举的第（12）个段落是朱元璋发言的记载，其语言面目就和我们当前看到的口语有较大的差别，吕叔湘（1944）说：“这也难怪，五百多年了呢。”既然云云，我们还能不能以词汇语法为尺度来判断口语文？
　　我以为是可以的。由于我们利用的尺度不是详细的哪一个词，哪一个语法格式，而是词汇语法体系。再说得明白一点，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上一个紧张阶段，它上承中古汉语，下接当代汉语，一样平常以为是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许多变革，但其词汇语法体系是比力固定的。而且，和当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也很靠近，用吕叔湘（1985）的话来说：“我们的见解是，当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底子上加以发展而已。”以是，吕叔湘（1944）说：“口语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就是说，唐宋以来直到现在的语体文，固然出现出来的语言面目有较大差别，但其词汇语法体系是同一个，如许的书面语就是口语文。
　　那么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体系毕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详细例子提及。吕叔湘（1944）举出的四段文章，人们同等以为是口语文，缘故原由是什么，吕文没有说，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词汇语法征象，都是近代汉语有，而上古汉语（文言文）不大概有的。那四段文章是：
　　（8）诸僧人子，饶你道有什么事，犹是头上著头，落井下石，棺木里枨眼灸，疮盘上著艾燋。遮个一场狼籍，不是小事。你互助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猎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僧人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怎样、如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随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语。体你屋里老邪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你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样平常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进头路。梦见么？（《景德传灯录》卷一九，云门偃语录）
　　（9）一直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分歧苦撋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克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生齿？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以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淮海词·满园花》）
　　（11）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走往彼处，候我家戎马到日来探讨。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撤除。”粘罕、兀室云：“我天子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媾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貌来和也？万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天子，不要似前番一样平常中心里断尽了。”……粘罕大喜云：“两家都云云则甚好。若要信道未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于归去底国书内写着。”（《三朝北盟汇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12）你每这几个也，年龄小里，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我来这里时，浙东很多行止，只有你这几个老子。来到现在，也只有你这几个。通常和那士医生翰林院说呵，也只把你这几个老子来说。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你每现在也学老子一样平常般，做些好勾当，乡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乡里，未曾用那小道儿捉弄人。他与人只是诚义，以是人都佩服他。大丈夫多是甚么做？便死也得个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个死。（《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景《遇恩录》）
　　人们为什么以为这四段文章是口语？我想，重要是看到下面这些词汇语法征象：
　　（8）饶（只管），遮个（这个），合（该），作么生（怎样），好（表祈使语气），莫（不要），抄了（V+了），噇却饭了（V却+O+了），……了也（局势助词），么（疑问语气词），一样平常底（N+底）。
　　（9）分歧（不应），见底心（V+底+N），行待（行将），甚（为何），捻著脉子（V着+O），把（处理标志），怎（怎么），收了，罢了（V+了）。
　　（11）曾思量来（来，助词，表曾经），昨来（来，词缀，表时间），把（处理标志），烧了，断了（V了），通和底公事（底，布局助词），甚（什么），……断尽了（了，局势助词），若要（假如）。
　　（12）每（相称于“们”），里（相称于“哩”），行（词尾），把（处理标志），穿的，吃的（的，布局助词），便（纵然），死了（V+了）。
　　这里只枚举了一些常见的词汇语法征象，而没有枚举一些较特别的词语，如（8）中的“体当（领会）”，（9）中的“僝僽（折磨）”，这些词语，读这四段文章的人也未必懂得，但不妨碍他们断定这是口语。人们断定这四段文章是口语，重要是由于上面枚举的那些常见的词汇语法征象，这些征象尽不大概出如今文言中，只能出如今唐宋以来的“语体文”中。此中有些在当代汉语中仍很常见，如“收了”“罢了”，“吃的”“穿的”，“把……”；有的和当代汉语有肯定间隔，如“你每”“通和底公事”，但假如知道“每”就是“们”，“底”就是“的”，那就很好懂了。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词汇语法征象都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征象。以是，可以说，假如一篇文章的词汇语法征象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征象，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口语。
　　大要上说，近代汉语的代词体系、语气词体系是和上古汉语截然差别的。在近代汉语的代词中，除了“我”和“谁”是古往今来稳定的以外，其他的“你”“他”“这”“那”“什么”“怎么”以及“们”都是上古汉语中没有的（上古汉语中有“他”，但不是第三人称代词）。语气词“啊”“呀”“呢”“吗”也是上古汉语没有的。另有布局助词“的”（早先写作“底”），用在动词背面的“（V）得”，助词“（V）了”“（V）着”“（V）过”，表处理的“将”和“把”，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有这些身分的就肯定是口语，不会是文言。
　　反过来说，上古汉语有本身的词汇语法体系，是和近代汉语截然差别的。上古汉语的代词是“吾”“尔”“汝（女）”“若”“厥”“其”“之”“孰”“此”“兹”“斯”“彼”“何”“怎样”，语气词是“也”“矣”“已”“焉”“乎”“耶（邪）”“与（欤）”“哉”，有“是之谓”“不吾知”等宾语前置的格式，这些在近代汉语的语体文（口语文）中根本上是不消的，除非是故意作为仿古的身分利用。
　　同时，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许多常用词产生了更换，如“目—眼睛”“口—嘴”“面—脸”“食—吃”“饮—喝”“视—看”“寐—睡”“坚—硬”“柔—软”“智—智慧”“愚—笨”等，这也是两个阶段词汇体系的差异。
　　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9/1986）从唐宋时期的9部文献中找了10多个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和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并统计这些虚字在这些文献中的利用环境。
　　他找出来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其，之，此，何
　　2.关系词：者，所
　　3.名词性定语标记“之”和动词谓词标记“而”
　　4.介词：以，于
　　5.句尾语气词：也，矣
　　6.其他：无，乃，则
　　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这
　　2.名词性定语标记：底
　　3.名词词尾：子，儿
　　4.动词词尾：了，着，得
　　5.其他：个（量词），里（后缀词），便，只
　　在他选的文献中，韩愈《原道》、苏轼《赤壁赋》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莺莺传》只用上古汉语的虚字，是文言；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尽大部门是近代汉语虚字，上古汉语虚字险些没有，是口语。在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中，可以找到险些全部的近代汉语虚字，但上古汉语的“而，之，何，无，此，乃”用得许多，这是“人为地‘文言化’”。朱熹《小学》则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混淆。
　　以是，文言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词汇语法体系的差异。依据上古汉语词汇语法体系的是文言，依据近代汉语和当代汉语词汇语法体系的是口语。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言”和“口语”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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