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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由上述规定能否表明出独立处分举动，仍属可议。尤其是，反对者仍可主张，既存全部权之移转仍非处分举动之作用，仅系“有用交易条约（产生以移转全部权为内容之任务）”“公示”及“处分权”三者联合之效力。故是否认可独立处分举动，终极应检验，移转全部权阶段，应否实用法律举动规则。比方，交易条约见效后，出卖人（其有处分权）受胁迫而交付交易之动产。此时若不认可处分举动，则出卖人就移转全部权阶段之意思瑕疵，毫无接济。反之，则出卖人得以受胁迫为由打消处分举动，使全部权复回于己，而获肯定水平之接济。若此类接济确有实益，且无替换方案，则更宜认可独立处分举动。此类题目，均有待理论实务将来的发展。
别的，第597条第1款规定：“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全部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排除条约并哀求出卖人负担违约责任。”实质上已为交易条约项下全部权的转移加上“处分权”之要件。有观点曾误以为，有用交易条约联合公示（《民法典》第214条、第224条）即可导致物权变更，进而庸人自扰，深恐善意取得制度沦为具文。实则，诚如王轶传授所言，《民法典》第214条、第224条非以“交易条约”与“公示”为物权变更之“充实条件”。纵不认可独立处分举动，既存权利之变更仍应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处分权要件引进的庞大意义，在于为负担举动项下独立处分举动预留了空间。但《民法典》虽迂回引进处分权要件，却未规定与处分权相干的题目（比方无权处分之答应与追认等），将来应以司法表明等方式弥补。
法典化之结果表征民法外部体系之开端形成，但亦是因此，其意义至多限于取材上之清楚简明及编排上之逻辑缜密。至于法之内涵安定性及所谓法律内部体系之公道化建构，尚须借助法教义学的恒久运作方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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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0 13:44:45